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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跃文文学创作30年:妥帖安放好每个汉字

时间:2019-10-27 00:42点击:
  

王跃文。

1989年到2018年,王跃文自己也没想到,今年已是他文学创作的第30个年头。

1989年8月8日,他发表了第一篇散文《书房记事》。有人调侃说:“这是做生意开张的好日子。”王跃文说:“我是不信命的,但感谢所有的好岁月。”

转眼30年,“我觉得自己真是老了”,但在这些“好岁月”里,《无头无尾的故事》《国画》《朝夕之间》《苍黄》《爱历元年》《大清相国》《漫水》等作品相继诞生,从官场中的人性曲折、情爱世界的内心迷乱、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到原土故乡的深情回望,他的小说、散文、随笔几乎合力描摹出了一幅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现实画卷,记录了过去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走向。

11月18日,在乐之书店·天心店开业的第一天,“王跃文作品系列(2018年版)”新书发布会在此举行,王跃文与评论家龚旭东对谈“现实·历史·原乡”。王跃文说:“有句流行的说法:新闻是历史的初稿。我的写作有意无意之间也是秉承一种史笔。我不是那种既要享当世名又要享万世名野心很大的作家,我的作品如果能侥幸传下去,我也希望后来人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读到一段历史。这也就是巴尔扎克说过的: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

撰文/潇湘晨报记者赵颖慧

写好日常状态的生活,也许是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文学

王跃文的小说没有宏阔的场面,拒绝离奇曲折的情节,只有密布的生活“细节”。

《国画》中,朱怀镜和皮市长握手,感觉“今天皮市长握他的手很用力,几乎叫他有些痛感。他深刻领会着皮市长的握手,觉得别有意味,心里顿时暖融融的”。

《旧约之失》中的向处长与上级握手,“总是身体前倾,用力地摇晃几下”,与平级握手则是“不松不紧,摇两三下”,到了与下级握手,就可有可无。

《秋风庭院》中刚“退下来”的西州地委书记陶凡,遇见下属双手跟他握手,他也想双手来握,可后来一想:“当时自己怎么竟冒出了用双手跟同志们握手的念头了呢?长期以来,下级都是用双手同他握手的,而且握得紧。而他不管手空与不空,都只伸出一只手来……今天怎么啦?”

你可曾想到,一个“握手”竟有如此多“层次”?有人从这些细节中看到的是“为官之道”,有人看到的是内敛而又微妙的机关味道,是官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官场亚文化”,是“在良知与欲望权力之间挣扎着的人”。

早在1998年的春天,时任《当代》杂志编辑的周昌义就从这密布的细节和官场的“表象”中看到了一种“味道”,“内行写机关,都不露声色。笔下有多大的事,多大的波澜,都不慌不忙心平气和。征服读者的恰恰是那含蓄内敛而又微妙的机关文化”。

但当时的周昌义一度怀疑,没有大开大合的故事情节,单靠王跃文笔下的这种“味道”能否撑起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?当他看到王跃文寄过来的十万字《国画》部分样稿,发现自己错了,“我以为味道很难支撑几十万字,没想到王跃文支撑住了,而且比用那些结结实实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支撑更结实,更美妙,更天然”。

而周昌义所说的“味道”,“就是我对我所关照的这一块现实空间细致入微的呈现,也就是一些评论家讲的,某一种场域的真实生态细致入微的呈现。从我写第一个字开始,就把过去人们概念化的对这个场域人物的看法都去掉了。我是完全客观地、真实地来展示我所观察和体会到的生活。我写的就是日常状态下,这个群体生活的点点滴滴,包括他们的呼吸、某一个眼神,甚至他们的握手、他们心里的一点点感受,都是非常微妙的”。

王跃文不喜欢离奇曲折故作新意的叙事方式,“我很喜欢日常化的写作,我甚至觉得写好日常状态的生活,也许是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文学,其实日常叙事也是最不好把握的有难度的写作”。

他曾在一次作品探讨会上说:“真正品质高的文学作品,你从第一个字开始读到最后一个字,这是一个完整的、微妙的体验过程,这个过程是可逆的、可重复的。悬念,这是很重要的文学手法,但绝对不是很高级的手法。因为一个作品完全靠悬念或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吸引读者的话,这是一次性消费。就像我们去听京剧,唱词、唱腔、戏里的故事我们一清二楚,但老戏迷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去听?因为其艺术韵味值得再三品鉴。读文学经典如《静静的顿河》,当葛利高里带着他的情人阿克西妮亚骑马逃亡的时候,我知道那颗子弹会飞过来击中阿克西妮亚,但是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仍然会揪心,希望那颗子弹不打过来多好。这就是真正的文学的魅力。”

当代中国,扯断了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、人与传统的血肉联系

《国画》里的朱怀镜,《秋风庭院》里的地委书记陶凡,《苍黄》中的县委办主任李济运,王跃文用丰满的细节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人。

“过去文学作品里创作的官场人物形象,都有写作的套路和模式。从跃文的创作开始,他把官场中的官员还原为人,还原为有七情六欲、有喜怒哀乐、有痛苦、有迷惘、有追求、有挫折的各种各样的人,这是过去的作家所没有做过的。”评论家龚旭东说,“因此王跃文开创了所谓官场小说,但是他同时又超越了官场小说。很多人还在官场小说的圈子里打转,跃文早已跳出了,因为他重视的是人,只是有官场身份而已。官场小说这个说法,王跃文是不承认的,我也认为给他贴上这么个标签是不对的。”

小说《秋风庭院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:“吃完早餐,小车来了。司机刘平下车叫陶书记早,陶凡应了声,夹着公文包上了车。小车到山下的办公楼只用两分钟……陶凡开了门,吴秘书长跟了进去,问:‘陶书记有什么事吗?’陶凡放下公文包,坐在办公椅上,望着吴秘书长。吴秘书长一脸恭敬。

有什么事?是的,有什么事?这时,陶凡才猛然想到,自己今天来办公室干什么?自己是退休的人了。现在是张兆林主持地委工作了,昨天上午刚开了交接工作的会。”

陶凡,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想在官场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,一位政声颇好的领导干部,“可他一旦从权利位置上退下,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独善其身的能力和条件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外在条件的缺乏,更由于漫长的官场生涯赋予他的‘官’的身份现在已不复存在,他便是一具‘空心人’了。即使有一方故土可以让陶凡游子回乡,他也不可能有那种归隐后的宁静和满足”。

“我想这是社会形态变化使然吧。当代中国最大的特征是活生生扯断了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、人与传统的血肉联系。清代规定,凡官员致仕,必须在五个月之内回原籍养老。但现在乡村里的读书人只要考上大学走向城市就回不去了,他们在故乡已无家可归,也找不到归家的路了。”王跃文说,“这篇小说最悲凉的是现实环境中‘官性’对‘人性’的暗中掏空与置换,现代社会对人们故乡之路的剥夺。这也是官场人生里最可悲悯之处。”

龚旭东说他读完《秋风庭院》得到一个词“苍凉”。地委书记陶凡不适应退休,“习惯性”去上班,回来后又进不了家门,独自在肃杀的秋日里坐在凉生生的石头上顿生的“悲凉”;诗人气质的关隐达入了官场,成了地委书记的秘书,后又“半推半就”地当上了市长,当同样拥有诗人气质的龙飞成为他的秘书,接过他手里的公文包,关隐达心里暗想:又一个诗人死了。小说《朝夕之间》恰在这一句戛然而止。

这种“苍凉”隐藏在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棵树里,当你循着一个个细节,跟着主人公的脚步,走到那个“秋天的庭院”,情绪的浓度会直抵内心。

“我读蒋捷的《听雨》,让我震撼、落泪的,不是‘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’,而是从中年开始的‘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’,然后是晚年以后‘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’。中年以后,人生慢慢进入秋天,对我这种受中国文学滋养的作家来说,这种感受会更深。因此,我要表现某种情绪的话,就会有意无意之间落笔到秋天、秋意。”

首都师范大学校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孟繁华曾如此评价王跃文的小说:“既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,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;调侃中深怀忧患,议论处多有悲凉。”

“我希望后来人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读到一段历史”

进入官场的“诗人”关隐达“死了”,幸好22岁进入基层县政府工作的作家王跃文,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。

他曾说:“我知道生活只能泥沙俱下,但我常陷入不理性的是非洁癖。我这个毛病会让自己不开心,但对写作也许是有好处的。如果看什么都见怪不怪,最后就麻木不仁了。”

“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就在基层县政府工作,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县长写讲话稿。我的工作很勤勉、很认真,但这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的思考。我本能地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:要很真实地、很细微地把种种感觉表达出来,只有写小说是个非常好的办法。”

《秋风庭院》源自一次目光触碰,《亡魂鸟》源自报纸上一篇女知青的报道,《漫水》是一场夙愿。

“一个机关大院里住着一位地委书记。他在位时,从机关大院里走过,背着手,头微微地昂着,目光一片空蒙,眼睛不会注视任何一个人。但所有的人见了他,赶紧喊道书记好。没有人说他目中无人,因为这位书记政声很不错,能力也很强,受人敬重。”

“他退下来以后,仍然住在那个机关大院里。这时,他走在外面总有一种探寻的目光,希望有人跟他打个招呼。我当时刚调进那个机关,跟他并不熟。有一次,我在机关食堂门口看见他了,望了他一眼。我面带微笑。他马上加快脚步,双手伸过来同我握手。我赶紧说,‘书记您好!’当然,他也没问我是谁。我当时就想:这位老人退下来,他的心境是怎样的呢?”于是,这位地委书记成为《秋风庭院》小说主人公陶凡的原型。“但仅仅只是触动我创作灵感的原型,所有故事、情节、细节都是虚构的。”王跃文说。

漫水,是一个真实的地名,是王跃文的老家。“我很早就想写一部有关我熟悉的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。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,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,回答媒体的提问时说:我一直想给自己的童年生活记忆寻找到一个最完美的文学归属。但是他很久没有找到。直到他读了胡安·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,找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,才有了他的《百年孤独》。”

“我一直有个梦想,就是去写我的乡村。但在我40岁以前,尽管我从乡野来,可我去想怎样写我的乡村的时候,我找不到办法。我对那种非常熟悉的乡村生活,居然感到很有隔膜。40岁以后,很熟悉的乡村生活突然扑面而来。我就写了很多部反映我儿时记忆的乡村的小说,包括《漫水》。这可能关乎人生阅历,就是你活到了一定的年岁,对生活有了重新的理解。”

今年王跃文56岁,少白头有时任其白着,有时染一染,不怎么刻意。在文学的原野上,他一直认真奔跑着,如果没有人提起,他几乎都没意识到转眼文学创作已有30年。“我是一个一直对文学充满热爱的人,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从来没有停止,这两点可能是我创作的冲动一直没有衰竭的原因。到目前为止,我还没有不想写或者写不下去的感觉。”

除此之外,他对生活和文字都极其认真,他曾说过一句话:“妥帖地安放好每一个汉字,包括对每一个词语的理解,对每一个生活微妙之处的理解。”

《漫水》的结尾是王跃文与妻子张战一起反复讨论修改的结果。文字就是那些文字,写完之后细细斟酌,调整了几个句子的顺序,效果就完全不同了。小说中,余公公拄着拐杖目送慧娘娘的灵棺上山:“他抬头望去,山顶飘起了七彩祥云,火红的飞龙驾起慧娘娘,好像慢慢地升上天。笔陡的山路翻上去,那里就是漫水人老了都要去的太平垴。”一读,王跃文自己潸然泪下。

作为一位传统文化浸润的作家,他是有使命感的。曾有一家报社邀请王跃文做报告并题字,“我就想起有句流行的说法:新闻是历史的初稿。我给他们写了四个字‘史笔办报’。我的写作有意无意之间也是秉承一种史笔,如果能侥幸让我的作品传下去,我也希望我们的后来人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读到一段历史。这也就是巴尔扎克说过的: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

撰文/潇湘晨报记者赵颖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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